中國自古以來就強調倫理道德教育。《大學》開篇提出：“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”《論語》中記載：“誌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。”中國古聖先賢在體悟“道”的基礎上，把人的“德”統之於“仁”，並具體在社會立身處世、齊家治國時所體現的“孝悌忠信禮義廉恥”八個方麵，也稱為“八德”。正是這種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聖賢文化，使中華民族被譽為“禮儀之邦”，在世界文明史上書寫了不朽篇章。

《群書治要·傅子》闡明了實現社會大治必須具備的條件：“明君必順善製而後致治，非善製之能獨治也，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。”這說明，賢明的領導者必須通過推行好的製度，才能達到社會安定的結果。《群書治要·孫卿子》中指出：“法者，治之端也；君子者，法之源也。”說明良好的法律是治理的開端和憑依。如果沒有良好的法製，就會使得治理無所依循，甚至會出現《墨子》中所說的“一人則一義，二人則二義，十人則十義”現象。可見，良法對於善治而言是必須的，因此必須重視法製、監督機製的健全和完善。但並不是隻要有了好的製度，就能夠實現社會大治，還必須有德才兼備的輔佐之人推行好的製度，而德才兼備的聖賢君子唯有依靠道德教育才能培養出來。

《群書治要·淮南子》強調：“不知禮義，不可以刑法。”也就是說，公平的製度必須得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設計出來，而即使公平的製度設計出來了，也必須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實施到位。因此，需要強化道德教育對法治的支撐作用。如果忽視了道德教育，即使有了好的法製也難以推行並達到國家大治的結果，還會出現以下社會問題，這些問題都應當引起重視。

其一，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”，隻是因為懼怕刑法的處罰免於作惡，但是沒有羞恥心，甚至還以作惡後能想方設法地免於刑法的處罰而沾沾自喜，自以為聰明。這表現在法律管轄之外的“反社會行為”，即沒有觸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為。還有一種情況就是“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”，比如嚴格的法律和監督機製可以把犯罪之人關進監獄，但如果缺乏倫理道德的教育，依然難以挽救因為人的良心泯滅而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。

其二，難以培養出品德高尚的聖賢君子。《群書治要·淮南子》中說，即使刑法可以把不孝者處以死刑，但是不能把人培養為孔子、墨子那樣具有高尚德行的人；即使法律能夠給偷盜者判以刑罰，卻難以把人培養成為伯夷那樣具有廉潔品質的人。孔子培養的弟子3000多人，他們在家孝敬父母，出門尊敬長輩，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，都是因為教化所成就。

其三，難以達到“禮義積而民和親”的狀態。《群書治要·漢書》中說：“以禮義治之者，積禮義；以刑罰治之者，積刑罰。刑罰積而民怨背，禮義積而民和親。故世主欲民之善同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。”意思是說，用禮義治國者，積累的就是禮義；用刑罰治理國家者，積累的就是刑罰。刑罰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，禮義積多了人民就和睦親愛。本來世代君主都想讓人民德行美好的意願是相同的，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辦法卻不同。有的是用道德教化來引導，有的是用法令來驅使。用道德教化引導，德教和諧時人民的精神狀態就表現出歡樂。

其四，不能達到“不忍欺”的蕞高管理境界。《群書治要·史記》記載，孔子的弟子子賤通過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，達到了高於“不能欺”和“不敢欺”的“不忍欺”的管理境界。在《群書治要·體論》中也說道：“德之為政大矣，而禮次之也。夫德禮也者，其導民之具歟。太上養化，使民日遷善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此治之上也；其次使民交讓，處勞而不怨，此治之次也；其下正法，使民利賞而歡善，畏刑而不敢為非，此治之下也。”意思是說：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，禮法則緊隨其後。道德與禮法都是引導人民的工具啊！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轉向善良，卻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會轉向善良，這是蕞好的治理（正己化人，無為而治）；其次，使人民互相禮讓，身受勞作之苦而並無埋怨；再次就是用法規來糾正，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歡從善，因畏懼刑罰而不敢行非法之事。

因此，古代的聖王，無不把教化人民作為治國要務，設立太學在國都推行教化，設立庠序（地方學校）在地方教化人民。通過以禮樂教化，可以把人培養為文質彬彬的君子。《周禮》就詳細記載了掌管教育的各級官員及教授的內容，這種道德教育起到了淨化人心、防微杜漸、導人向善、促進和諧的作用。不僅如此，良好的道德教育，還可以“絕惡於未萌”“禁於將然之前”，起到防患於未然的效果，使人不僅不敢作惡、不能作惡，也恥於作惡，不想、不願作惡。